【南方日报】黄天骥:我和元明清戏曲、诗词研究

●黄天骥

 

大学三年级时,我撰写了学年论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不知深浅地投寄《文学遗产》编辑部。过了两个月,收到编辑部的来信,信上写着:“来稿字迹非常潦草,简直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末只署“编者”两字,后来我才知道,这信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写的。不久,论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教育,从此我就走上了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岁月蹉跎,多年求学治学,踉踉跄跄,乏善可陈。但回顾自己的体会和甘苦,庶几以后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我是怎样走上治学之路的?说起来,也很简单。记得在中学读书时,偶然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小说,便做着长大了当作家的梦。投考大学中文系,就是冲着“作家”两个字去的。谁知在上世纪50年代,中文系学生是不准有当作家的想法的,毕业后只能当教师和研究人员。当时,我们都乖乖地收拾起当作家的念头。由于在小时候祖父要我背诵唐诗宋词,加上詹安泰、董每戡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动听,我的兴趣便转移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大学三年级时,我撰写了学年论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不知深浅地投寄《文学遗产》编辑部。过了两个月,收到编辑部的来信,信上写着:“来稿字迹非常潦草,简直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末只署“编者”两字,后来我才知道,这信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写的。不久,论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教育,从此我就走上了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陈先生对我的批评、教诲,我也一直铭记在心。

 

根据工作需要,我用了较多时间研究元明清文学,学习的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上世纪60年代初,王季思老师接受教育部门的委托,编选全国教材《中国戏曲选》,他让我和苏寰中同志具体负责,我们要反复校读剧本,弄清版本源流,把费解的词语一一注释清楚。那一段,我们天天到王老师家里“上班”,利用他的藏书以及他在上世纪30年代即已搜集的两大箱词话资料卡片,逐字逐句整理,花了五六年工夫,才把硬骨头啃了下来。谁知正要交付中华书局出版时,“文革”开始,造反派一把火把这书稿烧掉。到“文革”以后,我们又用了三年多时间,重新编写,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段风风雨雨,耗费了十年光景,但也使我磨练了基本功。以后,我经常和王季思老师合作,在他的指导下,继续出版了《评注聊斋志异选》《元杂剧选》《全元戏曲》《四大名剧》《李笠翁喜剧选》等书,我们的教研室成了老中青三代团结奋进的集体。

 

研究戏曲作品的题旨、内涵,是从事教学和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些年,我对戏曲史上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也写过多篇论文评述,深深感到,对作品能否正确理解、分析,和自己的审美能力、理论修养、资料掌握有直接的关联。而一个时期的风气和舆论导向,又往往左右着认识和判断。因此,只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有可能披却中窍,避免主观武断的毛病。

 

在这方面,我是有过教训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研究洪昇的《长生殿》,写了题为《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论文肯定洪昇揭露了杨、李的误国殃民,却否定剧本对杨、李爱情的描写。在“左”风影响下,我用了许多笔墨批判洪昇对统治阶级的美化。回想起来,当时的研究,不可谓不认真,但无法解释何以长期以来群众对杨、李婚姻多抱同情的态度,也没有触及洪昇的内心世界。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又写了《论洪昇与长生殿》的论文,比较注意研究杨、李之间的矛盾,从杨玉环的“专宠”“情深妒亦真”,看到封建时代妇女对爱情专一的追求。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婚姻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夫妇爱情专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到男女平等这一阶段的果实。然而,杨玉环处在一个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的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产生了悲剧性的冲突。我又考虑到杨、李的特殊地位,阐述了他们占了情场弛了朝纲造成的后果,指出从“定情”到“埋玉”,杨玉环逐步掌握住开启李隆基心房的钥匙,而这钥匙又给她打开通向死亡的墓门。这样的分析,比上世纪50年代是有所进步了。不过,我在充分肯定了《长生殿》上半部的民主性内容的同时,又认为它的下半部写李、杨忏悔,有凿空不实之嫌;而且戏剧冲突的主线没有发展,剧本显得越写越瘟,给人以冗长拖沓之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又再一次审视《长生殿》,发现过去的认识不妥,因为研究戏曲,应该注意这一体裁的审美特性。解放以后,我们接受了苏、欧话剧理论的影响,注意捕捉戏剧冲突和研究人物性格,成效是明显的,但未能解决戏曲研究的全部问题。我国古代戏曲与诗歌创作联系密切,而诗歌最重意境,戏曲作家也不可能不接受诗歌创作思维模式的影响,经过考虑,我又发表了《长生殿的意境》一文,注意从文化特色审视戏曲作品,发现《长生殿》的后半部原来别有真谛,认识到作者写杨、李的悔恨,是要使观众由此及彼,捉摸到世道浮沉、社会兴替的轨迹,从更宽广的角度领悟人生境界。

 

真理是越探索越明晰的,我没有一锤定音的本事,却懂得从事学术研究要勇于修正错误。我每一次修正对《长生殿》的看法,都感到经过不断的追求探索,自己的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

 

文学作品,包括戏曲作品,本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应是一把解剖刀。我不同意这种见解,因为它很容易使人把评论家和研究者误解为法医,以为他们的工作就像冷冰冰地解剖冰冷的尸体。我主张人文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中把自己的审美感受传达出来。当然,感受会因人而异,也未必准确,但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和艺术修养,否则,文学研究便味同嚼蜡,失去了学术的个性。

 

元明清三代的抒情诗作,包括诗词和散曲,总体的成就自然比不上叙事文体,但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这三代也有自己的特色,不应受到忽视。特别在清初,诗词创作还出现了新的高潮,某些方面甚至直追唐宋。对此,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陆陆续续做些探索,发表过《元明词三百首》《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元明清散曲精选》等著作以及《论辽金元三代诗坛》《元明词平议》《论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朱彝尊、陈维崧词风的比较》等论文,算是治戏曲之余的收获。

 

元明清三代诗词、散曲,数量繁多。仅以元诗而言,现存三万多首,清人所编《元诗选》及其续篇,即选入2600多位诗人作品。如果要把这三代诗词全面推介,是我力所不逮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三代诗风的特点,让人们了解诗坛的新风气。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研读元明清戏曲、诗词的机会较多,也经常碰到难题。有些问题试图解决,更多的还留待以后努力,写上以上点滴的体会,只作为纪录自己在治学过程中蹒跚的脚印。

 

南方日报原文链接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6/23/content_7558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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