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陈鸿宇:区域经济学以及梯度发展

 

陈鸿宇

男,汉族,1951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今汕头市濠江区)。1984年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原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巡视员。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从事区域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理论研究,"九五"、"十五"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主持人,在境内外发表论文和理论文章130多篇。

 

曾获"全国优秀教师"(1989)、"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教师"(1995)称号,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授予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作者主持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广东区域差距和梯度发展研究”时,就运用了“一纵两横”的研究框架,系统地描述了广东全省的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历程,对香港、广州、深圳及珠江三角洲、东西两翼、北部山区各经济地带的发展状况、发展差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变化轨迹和变化特点, 分别进行了总量分析、时序分析和比较分析。

 

 

从研究县域经济开始,走进了区域经济学的大门,至今已经30年了。1985年,针对当时省级党校培训对象的实际,中南五省区党校决定联合编写《县经济管理》一书,这是当时全国研究县域经济最早的专著之一,由黄守灯教授主编。研究生刚刚毕业的我,也参加了这部书稿的编写和统稿工作,跟着老教授们下乡镇、下企业调研,到出版社、印刷厂校对送书稿,在对中国最基层的经济生活的认识过程中,验证了书本中的经济学理论,也慢慢积累了关于县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一些研究成果。

 

县域经济是中国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基础单元,同时兼有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双重的属性,是研究资源要素空间合理配置中市场和政府功能的典型样本。但时至今日,县域经济仍然未能发展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范畴的专业学科,这既与中国县域经济实践的成熟程度有关,更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理论积淀和思维方法有关。

 

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为了摆脱当时的县域经济研究过度拘泥于现实、理论支撑不足的状况,我利用在北京离岗进修的机会,开始系统地学习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学和区域开发理论,将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1997年完成了专著《区域经济学新论》的撰写,该书以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和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结合点为主线,以市场化发育程度为标尺,对“经济区域”的内涵及其生成和运行规律、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业布局、区域开发与规划、区域发展差距等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并以此构筑起关于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2003年之后,该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及国内一些大学列为区域经济学专业书目之一。

 

 

在《区域经济学新论》一书中,我已经初步形成关于区域经济研究的“一纵二横”框架,即按照研究对象纵向的历史发展阶段,重点剖析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产业布局两个横截面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由此寻找和归纳区域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主持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广东区域差距和梯度发展研究”时,就运用了“一纵两横”的研究框架,系统地描述了广东全省的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历程,对香港、广州、深圳及珠江三角洲、东西两翼、北部山区各经济地带的发展状况、发展差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变化轨迹和变化特点,分别进行了总量分析、时序分析和比较分析。通过对传统的空间产业梯度推移理论的质疑,提出了关于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的基本认识:第一,经济技术水平是区分经济发展梯度的重要尺度,但经济发展梯度高低不单着眼于现状,还着眼于资源重新配置的预期收益。第二,影响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的诸因素中,市场机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场机制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域才是经济发展梯度较高的地域。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资源配置的地域和规模,是制定梯度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第三,企业工业化成熟期和经济一体化阶段,对经济发展梯度高低的判别标准,更侧重于未来的发展潜力。第四,不平衡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一般形态,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梯度推移发展战略可以适用于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空间。这一课题的成果《区域经济梯度推移发展新探索——广东区域发展差距和梯度推移发展研究》于2001年出版,成为当时国内较早和较系统研究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的著作,2003年该书获得了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的专著一等奖。

 

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受到普遍关注,我对区域经济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区域圈层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关系及城市形态演化等基本理论问题。“十五”(2001—2005年)期间,我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粤港区域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研究》,2008年出版专著《空间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机制》,通过对区域经济梯度发展中的“后核心区”问题和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区域圈层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的分析,提出了“动态的区域圈层理论”的基本框架,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机理、特征和效应做出了初步解释,多视角、大跨度地描述了粤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所必需的空间支点、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和生态环境等支撑条件。该项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推介。

 

 

地方政府和企业、厂商一样,是区域经济的一般主体之一,但又是具有行政干预能力的“特殊主体”。1990年代以来,我一直将区域经济运行中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问题作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先后就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体制改革、产业政策和空间政策选择等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承担了国务院、省政府相关部门多项横向研究课题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交了关于工业化中期区域资源的统筹利用、关于广东沿海经济带建设、关于广东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关于广东在泛珠江三角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关于领导干部环境绩效考核等一系列专题研究报告和专项规划。

 

对中国和广东区域经济现实问题持续关注,有助于对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不同阶段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作出更合理的理论诠释,也有助于自己致力于区域治理体系研究和参与区域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2006年,在论文《后工业化时期区域和产业的双重再集聚》中,我以英国区域政策的变化趋势为样本,论证区域人口和产业顺次经历工业化成长期的“双重集聚”、工业化成熟期的“同步扩散”直至“后工业化”时期人口和产业“双重再集聚”的发展轨迹,提出广东的区域政策必须从原来单一的“区域集聚——扩散”模式,走向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两者复合平行推进模式。2012年在专著《新型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发展》中,我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化理论的演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型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了从城乡分离和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和一体发展,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求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作为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有幸聆听了王珏教授、卓炯教授讲授的《资本论》等多门课程。王珏教授、卓炯教授都是经过长期的现实研究磨砺,又是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大家,他们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相融合的学术道路,给包括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后学者们留下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由于自己的县域经济研究缺乏理论支撑,才开始涉猎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世纪90年代将区域经济的基本研究框架应用于现实研究时,才发现广东和全国的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圈层格局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和总结。后来刚刚在理论上描述了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的互动轨迹,现实中又要求对后工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城市化形态作出诠释,因此,像王珏教授和卓炯教授一样,坚持现实研究和理论研究相融合的学术道路,就应该将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融合过程,看做二者之间不断相互质疑、相互否定,又相互验证和相互完善的过程;在进行基础研究时要注意紧扣住现实问题导向,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用理论工具或数学模型解构现实,而应着力在现实研究中谋求理论的扬弃和创新。

 

这样或许就能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边界上,走得更踏实些、更长远些吧。

 

本文源自南方日报,原文链接: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7/01/content_7561142.htm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陈鸿宇自选集》

陈鸿宇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品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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